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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争论”背后的隐患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5月初对此作了高规格的纪念。有人提出,上个世纪末的共产主义的失败似乎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判了死刑。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还有其理论价值吗?然而与此同时,在面对西方以及世界如今遇到的种种问题时,也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似乎仍然拥有着十足的解释力。似乎,这个诞生与100多年前的理论,已经模糊不清。对此多维新闻专访了中国体制内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将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模式、剥削与剩余价值四个层面去解读此理论。

邓小平理论给予中国发展以极大的动力(图源:VCG)

1/2 回溯近百年历史,中共一直以理论型政党自居,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立,而且在建立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共历届领导集体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在理论上树立和宣示执政的合法性,巩固自身执政地位。 然而近些年中共却陷入了理论危机,其实归根结底,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其本身与中国的实践隔着一道墙。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一位自称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马克思主义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状态下无产阶级有条件推翻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但在中国,并不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人把这道墙打通了,用十月革命告诉人们,共产党可以在低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取得政权。” 也因此他判断,吸引中共并被用于中国实践的其实是经过俄国人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化或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简称“苏马”。

该学着口中的“苏马”在中共建政之后的一段时间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共迅速完成一五计划,并建构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套理论在发展经济层面的作用仅此而已,之后就是无尽的灾难。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典型案例。于是中共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抛弃了这一套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承认人对利益追逐的本性,向这种本性释放市场。

“这就势必冲击在中国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那套理论,于是出现了争论。这种争论虽然本质上动摇的是‘苏马’,但由于其根深蒂固,貌似要动摇的是中共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位学者指出,“苏马”与中共执政合法性之间密切的联系。 这种争论主要表现在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中共党内保守势力与邓小平改革势力之间的较量。而在上至中国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口中,搞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表现,甚至为人不齿。这种巨大的阻力让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发展前途未卜。

此时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思想被称为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

这位学者认为,邓小平采取的这个方针是明智的。事实证明,因为“不争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延续,但这样造成了一个客观的后果。学者解释称:一方面,“苏马”并未被否定掉,而是被束之高阁,其实相当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新的实践不再受过去理论的束缚,但也难以以理论形态挑战旧理论,因而也难以形成完整的新理论。这样一来,一遇理论问题,每每出现的就是,人们不自觉地会被成体系的“苏马”向左的方向引领,而基于市场经济的新理论,则总免不了要被怀疑为有“西化”、“自由化”的倾向。

可见,中共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再次中国化,面临的现实是,中共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其实与原汁原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基础无太多联系。“这个问题和矛盾终究需要面对。如果难以找到其中的联系,那套被保留下来的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苏马很容易复活,因为它并未被清理过,仍然保持着体系的完整性。”学者担忧道。 所以,中共纪念马克思需要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而非仅仅为了证实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前者是一个比后者更为紧要、更关系到未来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宣传、纪念中,这一点并不明显。理论宣传部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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